美前国安顾问：为什么特朗普对华强硬，拜登也会效仿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H·R·麦克马斯特（H. R. McMaster）4月15日以“为什么特朗普对华强硬，拜登也会效仿”为题，在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就美国对华认知和政策转变进行了介绍和分析。

麦克马斯特说，“2017年2月21日，我到白宫西厢办公室报到的第一天，我就认为美国的战略能力已经下降，原因是战略自恋：倾向于将问题定义为自己喜欢的问题，并沉迷于自负，认为别人对未来没有主见，除了对美国的决定和行动作出反应外，没有其他愿望。”他说，“为了纠正这种倾向，我认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管官员委员会会议，这一审议外交政策问题的内阁级机构间论坛，必须将我们的审议建立在历史学家肖尔（Zachary Shore）所说的‘战略同理心’(strategic empathy)概念的基础上：即理解情感、意识形态和愿望如何驱动和制约他人，特别是对于竞争对手和敌人而言。”

麦克马斯特说，“显然，要应对日益咄咄逼人的中国带来的威胁，就需要美国的政策主张从合作与接触向透明竞争的重大转变。与20世纪70年代对华开放以来许多美国人的希望相反，中国已经演变成一个危险的战略对手，而不是国际秩序中的 ‘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他说，“我们需要清楚地思考日益咄咄逼人的中国共产党对美国和志同道合的自由民主国家构成的复杂挑战，并制定保护美国重大利益的战略。”

麦克马斯特称，“我们首先为与中国的竞争奠定了新的概念基础。一个定于2017年3月底举行的‘（国安委）主管官员框架会议’，为4月6日至7日与习近平主席在海湖庄园举行的总统峰会之前就美中政策奠定基础。为了准备这次讨论，国安委亚洲事务高级主管博明（Matt Pottinger）传阅了一份与国务院政策规划工作人员，以及机构间政策协调委员会其他成员合作撰写的文件。”他说，“与其他在特朗普政府第一年开始制定的综合战略的框架会议一样，这份文件和（国安委）主管官员的讨论集中在理解推动中共行为的情感、愿望和利益因素；确定美国的重大利益；评估支撑以往政策的假设；提出美国的政策目标；以及预测进展会遇到的障碍。”

麦克马斯特说，“会议开始时，我阅读了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的一段话，这反映了之前多届美国政府的渺茫希望，即中国在被欢迎进入国际社会后将按规则行事，并随着经济的繁荣，实现经济自由化，最终实现治理形式的自由化。多年来，我们已经屈服于乐观主义偏见和确认偏见的认知陷阱。博明文件的部分目的是要让我们回到现实中来。”他说，“当我环顾四周时，我们将要做的事情的规模变得十分明确：帮助总统实现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外交政策的最重大转变。”

麦克马斯特说，“这一框架会议的时机很重要，因为相关讨论有助于为海湖庄园峰会设定现实的期望。包括总统在内的与会参与者，包括博明、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加里·科恩（Gary Cohn）和我多次向特朗普介绍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新基础，并带着与中方同行进行坦率讨论的必要背景前往佛罗里达。”他说，“这次峰会是在美国针对阿萨德政权使用神经毒气大规模杀害无辜者，而对叙利亚空军基地进行空袭的情况下举行的，包括就安全问题和中国不公平的贸易和经济做法进行坦率的、有时是尖锐的交流。”

麦克马斯特说，“这些交流以及总统与习近平长时间的一对一讨论激发了一些重要的修辞成果，涉及朝鲜核武和导弹计划的威胁以及商定的无核化目标，但没有人期望在峰会期间开启的最新一轮（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能够在不从根本上转向竞争方式的情况下产生直接或重大的成果。”他说，“中国官员似乎对他们无疑察觉到的态度变化感到惊讶和轻微的关切。然而，他们似乎相信，他们可以用同样虚伪的承诺，即在对美国有重要意义的问题上即将实现自由化和合作，诱使本届新政府重新陷入自满状态。”

麦克马斯特说，“但他们错了。2017年3月的框架会议启动了持续的规划和努力，以争取两党对新政策的支持。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美国印太战略框架》对美国政策进行了久违的修正，并承认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2017年11月特朗普访华后，在（国安委）主管官员委员会建议下，总统批准了应对中国经济侵略、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综合战略。”麦克马斯特也坦言，“与所有战略一样，这些战略在执行中并不完美（例如，我不明白对我们的盟友征收钢铝关税是如何帮助解决中国的产能过剩、生产过剩和倾销问题的），但我们的工作和总统的决定已经产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转向与中国的竞争，以及促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多国努力，以替代中国的专制重商主义模式。”

就“经济欺凌问题”，麦克马斯特说，“肖尔的方法揭示了美国政策连续性的主要来源：了解中共带来的挑战需要特别注意驱动和约束其党的领导人的意识形态、情感和愿望。而这些将是拜登政府及以后美国政策连续性的来源。中共之所以执着于控制，是因为它害怕失去对权力的独家控制权。新冠疫情可能加剧了这些恐惧，并催化了竞争。该党领导人认为，他们有一个狭窄的战略机会窗口以加强他们的统治，并将权力平衡转向对他们有利的方向--在中国经济恶化之前，在人口老龄化之前，在其他国家意识到该党正在以牺牲他们的利益为代价追求民族复兴之前，在他们的专制重商主义模式的弱点暴露出该党在超越美国和实现中国梦的竞争中所创造的弱点之前。“

麦克马斯特说，“该党无意遵守与国际法、贸易或商业有关的规则。中国的总体战略依靠的是国内外的拉拢和胁迫，以及掩盖中国真实意图的性质。习近平和中共正在推广一党专制统治的 ‘中国模式’，认为它优于民主。”他称，“妄想的结束：美国和其他自由民主国家迟迟没有放弃对中国的希望，认为中国在被欢迎进入国际体系后，会按规则行事。”麦克马斯特称，“特朗普政府颠覆了支撑中国政策的假设。我们假设，中国不会遵守国际规则；相反，它将试图破坏并最终以更符合其利益的新规则取而代之。中国将继续把各种形式的经济侵略与持续的工业间谍活动结合起来。赌注很大。北京气势汹汹的军国主义和经济霸凌旨在获得对战略位置和基础设施的影响，并在新兴的全球经济中建立首要的排他性领域和优势。”

麦克马斯特称，“我们相信，我们在竞赛之中，但我们处于落后，这是因为我们一直站在起跑线上，而中国则在前奔跑。如果没有来自美国和伙伴国家的更有效地竞争，中国将更加积极地，而不是更少地推广其专制的重商主义模式。”他强调，“但没有人想要发生战争。一个首要目标是防止军事冲突。2017年初，一些政策专家认为，美国与中国的竞争是一个修昔底德陷阱，其本身就造成了正在崛起大国与现状大国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较大可能性。”

麦克马斯特说，“但我们的结论是，这是一个错误的选择：自满会使冲突更有可能发生；一个更有胆量的中国会变得更有侵略性，更不合作。多国一致努力反制中共侵略和加强防卫，目的是让党的领导人相信，他们无法通过拉拢、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但他们可以在不牺牲本国人民的权利或其他国家公民的安全、主权和繁荣的情况下实现足够的梦想。”他说，“当我在13个月后离开国家安全顾问的工作岗位时，有很多我希望帮助总统实现的目标都没有完成。然而，我相信，向竞争性对华方针的转变是重要的，得到了两党的支持，并有可能在多届政府中继续进行。”

就人权问题，麦克马斯特说，“尽管中共有不可否认的侵犯人权记录，但一些国家、国际企业和投资者继续呼吁把与中国建立温暖的关系作为目的。中共正加倍努力，通过虚伪的承诺在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上开展工作，更多关于即将到来的自由化的虚假承诺，以及永远存在的通过进入中国市场、投资和贷款获得短期利润的诱惑，来拉拢精英阶层。但现在危险是显而易见的，美国政府已经结束了自欺欺人的做法。接受拉拢使国家和企业会产生依赖性，容易受到胁迫。”

麦克马斯特说，“与此同时，在中国，该党利用宣传和人工智能技术来蛊惑和胁迫本国人民。它进行残酷的镇压，包括对新疆的维吾尔人进行缓慢的种族灭绝运动，以及大规模逮捕在香港和其他地方敢于批评政府或主张自由的人。最近，一些国际公司因为对强迫劳动和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提出哪怕是轻微的批评而被中国市场拒之门外，这应该是一个警告，在中国做生意而不损害原则变得越来越困难。那些关注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标准的人应该感到愤怒。”他说，“但是，贪婪鼓励了一系列的轻信和道德上的自满。例如，中国和欧盟之间拟议的投资协定，部分是基于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所作的同样的空洞承诺的重演。公司高管和欧洲领导人必须醒悟过来。”他称，“不管习近平戴的是哪顶帽子，动作模式总是一样的：说的和做的相反。”

麦克马斯特在文中写道，“在中国问题上支持拜登政府。在与日益咄咄逼人的中共竞争的过程中，拜登政府应该得到两党和国际社会的支持。国会民主党和共和党人提出的《2021年战略竞争法》草案令人鼓舞。周五日本首相菅义伟访问华盛顿，以及拜登政府继续强调与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的四国对话机制，以促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也是如此。”他说，“然而，欧洲盟友和私营部门的主要领导人承认需要与中共坚决竞争的时候早就过了。在这个领域，拜登政府可能会施展一些‘强硬的爱’。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最近告诉北约盟友，美国不会强迫他们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做出选择。”

麦克马斯特说，“但是，从与中共的竞争中退缩，即使是在它制裁欧洲外交官审查新疆种族灭绝事件的时候是在放弃道德权威。这里需要作出选择。而一些欧洲领导人正在选择奴役而不是主权。只有世界上最大经济体的领导人们在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才能对抗中国的拉拢、胁迫和隐瞒战略，并为子孙后代建设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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